昔闻东陵瓜，
近在青门外。
连畛距阡陌，
子母相钩带。
五色曜朝日，
嘉宾四面会。
膏火自煎熬，
多财为患害。
布衣可终身，
宠禄岂足赖？
这是一首咏史诗，向来索解纷纭，其中的解释最具代表性，后来者亦多不脱其窠臼。沈约说：“当东陵侯侯服之时，多财爵贵；及种瓜青门，匹夫耳！实由善于其事，故以味美见称，连畛距陌，五色相照，非唯周身赡己，乃亦坐致嘉宾。夫得故易失，荣难久恃。膏以明自煎，人以财兴累。布衣可以终身，岂宠禄之足赖哉!”照沈约的说法，这首诗是咏东陵侯召平一人之事。但召平种瓜，意在归隐，当不至于要“坐致嘉宾”。究其实，此诗当是咏召平和萧何二人之事。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记载：公元前196年（汉高祖十一年），陈豨、韩信反，吕后用萧何计杀韩信。高祖“闻淮阴侯诛，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，益封五千户，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。诸君皆贺，召平独吊。召平者，故秦东陵侯。秦破，为布衣，贫，种瓜于长安城东，瓜美，故世俗谓之‘东陵瓜’，从召平以为名也。召平谓相国曰：‘祸自此始矣。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，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，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，疑君心矣。夫置卫卫君，非以宠君也。愿君让封勿受，悉以家私财佐军，则上心说。’相国从其计，高帝乃大喜。”
诗以“昔闻”二字领起直贯以下八句。“昔闻”者正是咏史句法，闻事于史书，故谓“昔闻”。前四句咏召平事，点明召平所种之瓜名及种瓜之地点，复形容其瓜田之大，种瓜数量之多。“五色”以下四句咏萧何事。但“五色曜朝日，嘉宾四面会”仍就“东陵瓜”言之，谓召平所种“东陵五色之瓜，登于相国之盘，在朝日中晖曜，而相国之座上，嘉宾四面来会”（陈伯君先生校注《集》语）。这二句虽出于陈先生的想象，但也是合理的。相国之堂“嘉宾四面会”自是常情，而召平与萧何素有交往，故其瓜“登于相国之盘”也自属可能。“膏火”句是“多财”句的比喻，犹言多财的患害犹如膏火的自煎。这里仍是咏萧何。萧何被迫“悉以家私财佐军”，以及后来被以“多受贾人财物”的罪名“下廷尉，械系之”，虽说是由于刘邦对臣下的猜忌，但也未始不是多财的患害。
“布衣”二句收束全篇，上句言召平隐居种瓜，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；下句言萧何虽宠禄有加，却犹如膏火自煎，故宠禄不足赖也。
咏史诗贵在不就事论事，而要从其中翻出新意，或是论证人生哲理，或是以古讽今，或是抒作者难言之怀抱。此诗则正是以召平、萧何的对比论证人生的大道理——“布衣可终身，宠禄岂足赖！”其实，这道理本是简单而明确的，但古往今来，却又没有几人真能明了并实践之。诗人言及于此，不由得感慨系之。《咏怀八十二首》许多诗篇往往在抒情咏事中以极精炼的诗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，使诗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，这也是阮诗的一个特点。
关于此诗的寄托，古人多有猜测，唯方东树“此言（曹）爽溺富贵将亡，不能如召平之犹能退保布衣”（《昭昧詹言》卷三）之论庶几得之。因为曹爽曾为相国，宠禄正与萧何相埒，故阮籍作诗讽其事，亦未必不可能。